October 18, 2019
Music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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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至19日，由作曲家杜韵作曲、罗伊斯•瓦弗瑞克担纲编剧的当代歌剧《天使之骨》在保利剧院上演，这部普利策获奖力作在第二十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亮相，是该作品在中国内地的首次上演。《今日音乐》日前专访了杜韵，我们将分上、下两期为大家介绍本次采访的精彩内容。
10月25日，第二十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年度艺术家奖授予作曲家杜韵以及作曲家周天。
被你的才识折服之前，已经被你的性格折服了。
杜韵：请把这个作为文章第一句，大家才有看下去的欲望。（笑）
我觉得我给人的感受有这样的反差挺好，因为别人老觉得关于作曲家就是挺严肃的一个话题，预设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形象。有文章说现在尤其是艺术界、85年后的艺术家对所谓时代的宏观感觉还不是那么感兴趣。我觉得这里有一些误解，年轻人有的时候觉得关心这个时代就好像不酷。其实我觉得你同时可以很酷，也可以关心时代。
关于“用作曲反映社会问题”
杜韵：我和学生、现在年轻的一代交流，我觉得大家有普遍一个困惑，那种困惑当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其实我也是学校这个体系走出去的，会想：作曲学音乐有什么用？赚钱到底是干什么？赚了钱以后呢？现在都有很多房子去收租而不愁生活的人，也觉得生活也没意义。所以你会看到有各种不同的觉得都觉得没意义，那意义到底怎么来？
对我来讲，首先我不认为作曲是我职业，说是使命感可能有点大，但我觉得活着挺不容易的，所以得对得起自己，更喜欢做自己觉得有意思、有意义的事情。以作曲家的身份去做呈现，事属不巧——因为我是学的这个技术。我要学的那个建筑或原子弹技术，我就去做那些。我就是因为小时候一不小心、四岁开始学音乐，这是我的学到的一个技术所在。通过花那么多时间去学那个技术，我觉得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这个思维是最重要。思维就是想法和触觉，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我通过触觉、然后以我这个技巧呈现，然后看可不可以带动大家一起想问题的一些角度和视觉。
北京国际音乐节演出杜韵歌剧《天使之骨》剧照
“灵活性”
杜韵：思维方式就是说你这怎么看都可以，但是怎么看呈现。有的时候事物不需要仅仅那么严肃，它可以是个很好玩的东西。如果你不了解，那很多时候它可能只限于一个很表层的一个好玩，但在很多你进去出来以后，你这个东西他就很活，好玩就是一个很精确的好玩，我比较讲究灵动性。
灵动性不是一想就想明白的，我们讲所谓先天条件非常好，有的时候太注重于这些。无论条件好不好，人都有悟性，这悟性怎么来？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做艺术的，或者说知识分子，其实是启动了别人一个悟性点，所谓的悟性点就是说什么沟通，怎么去搭桥梁等等，你不要刻意想怎么能漂亮、怎么沟通，它是一个思考怎么把这个球可以放到什么地方、可以打到哪里的过程。
杜韵在上海（2017年）
“天才”：努力和控制时间
杜韵：最伟大的大师、天才都是苦练出来的，没有不需要努力成就的大师。所有的天才，尤其是越长大以后越和天才、所谓的大师合作，我越发现跟他们是要“五体投地”——就是到了一定阶段就是拼，拼长寿、拼寿命。你到底在有限的时间还可以一直不断的做什么东西。很多人在讲有人能有一套作品的体系，这就很厉害了，这就不是说一部作品、或一首歌出来怎么样，或者说一件作品去看。大师都是每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触觉，然后再整体来看。尤伦斯在8月份做了一个毕卡索是怎么成为大师的展览，他背后肯定是有很多各种不一样的原因和社会原因，但是真正的大师、好的大师都是比你更刻苦，而且是长年累月的刻苦。
即使是莫扎特这样的天才也很刻苦，把写当作日常，巴赫也是不停地写，而且是在在他一生在生前其实是没人多少人知道他作品，出版商是一个好朋友，然后把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变成现在感觉巴赫是个神一样的存在，其实当时谁都不知道，他只不过是管风琴师而已。
当今美国有一位大作曲家Philip Glass，80多岁也在“拼”。他在40岁的时候才有第一步：第一部大委约作品。现在讲究的。都是20岁不做个什么，好像你就没有希望。教育也是，因为我在美国也教书，最大的区别就是咱们这里有一个感觉，就是进了大学，什么都是在大学之前发生的，其实真正的人生其实什么时候都是从大学开始，所以咱们反过来了，感觉好像你进大学就差不多了，其实这个时候人家才刚刚开始暖身开始跑，而且不断的跑。其实人生是一个马拉松。你什么时候跑马拉松，最讲究的就是什么时候启动、真正启动。咱们那么早，就“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这不是批评，我就觉得大家着急的心态。也不是说不要着急，焦虑点普天下都有，但是对自己时间的控制感在哪，我觉得还是要重新要调整一下。因为我也一直对自己讲控制感在哪。由此你就知道要一直不停的创作新东西，为了两年以后的作品要提前去做、为未来做准备，所谓大作品都是往前看，而不可能是往后的，为下面的你想做什么东西有个很好的一个规划，这规划有的时候可能讲是眼光和眼界，以及敏锐感特别重要。
杜韵与她的乐队“OK Miss”
取与舍
杜韵：其实焦虑感我觉得很多社会都有，这不是咱们国内唯一有的，但是比较突出是因为咱们对家庭对生孩子这个时间节点非常明确。这时候就有很多其他问题，比如说到底该赚多少钱。而且我们社会攀比性比较大，他们对成功的定义可能会灵活性不够大。其实这种焦虑其实哪儿都有的，美国孩子也有，有的可多了，有学生和我说：“我就特别想做像您这样艺术家”。不仅仅是要赚钱、干活，写个曲子配器等。他说他一定要作这个艺术家。我说，那对我来讲，赚钱也非常重要，因为得付房租得吃。这其实是个取舍问题。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个很细的算术，因为当你什么都想要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每天只有24小时，就是看你自己的取舍。取舍一般讲起来就是比较大，比较笼统，其实可以很落实的去想每个取舍。在舍之中它还是有价钱的，取也是可以有价钱的。你发现这个账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到底可以舍多少，这一年中取多少。跟大家印象中的艺术家不一样，其实真正特别理想的人这个账算的特别快。这不是说算细账，而是马上知道可行不可行。有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不可行之中还能变可行。这其实都是账。我看王澍的一篇文章，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可以做什么样的事儿，然后也知道今后几年可以做什么样的事，通过什么去做什么，可以把这个界面点可以打有多宽，都太清楚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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