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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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韵，你好！
杜韵这个人很妙。
见到她之前我有些紧张，毕竟是头一回采访普利策得主。我还准备了好些 “终极问题”，艺术家嘛，得端着问。但没想到，杜韵一出现就立刻亲切地与我攀谈起来，并为上次未能采访成而连连道歉：“真不好意思，那就请你吃饭吧！” 等腌笃鲜一端上来，我那些装模作样的提问全化在了咸汤里。
我问：作为一位亚裔女性作曲家，观众会对你的作品有 “身份期待” 吗？
她答：期待？那是观众的事儿，哈哈哈哈哈哈。
我问：所以你的理想是什么？
她答：好好做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得！
你现在看到的关于杜韵的消息，九成是这样的：“2017年，杜韵的歌剧《天使之骨》(Angel’s Bone) 获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 继周龙之后，她是第二位获得此奖的华裔作曲家，一时声名鹊起。2018年6月，杜韵被美国卡内基基金会选入年度38位美国杰出移民，并被美国国家电台评选为 “100位世界最具影响的40岁以下青年作曲家”；同年荣获古根海姆大奖，并以专辑《Air Glow》获得2019年第61届格莱美音乐奖最佳古典乐作曲家提名。“获得西方主流认可” 也许是个特不正确的说法，但在严肃音乐领域 —— 一个茨维格式的世界里，这确实意味着其艺术事业的成功。
如同多数当代作曲家，杜韵的履历是十足十的科班出身（正统且 “豪华” 那种）：先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钢琴，后改学作曲，师从杨立青；20岁时去了美国欧柏林音乐学院，又在哈佛拿了硕士和博士，现在美国三大音乐学院之一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Peabody 学院任教。
奇妙的是，杜韵与我从小接触的古典音乐学院派人士实在大相径庭。她更像你在喜剧电影里会见到的那种浑身是戏的 “怪” 角色：圆圆脸、丸子头、身材娇小、表情丰富、笑声洪亮、思维跳跃，语速极快。那种天然的天真与俏皮令我想起电影《瓦尔达》里面的瓦尔达。
我在 Youtube 上听了她的一些学院派器乐作品后，立刻被她的乐队弹唱吸引了：戏剧性的声线，一触即发的张力，自由、流动、激情，是天生的即兴创作家。对，她还有个融合风格的乐队，叫 OK MISS。
此外，她还是一位表演艺术家、策展人，作品形式包括 “音乐厅、艺术展览、试验戏剧、现代舞蹈、公共装置和流行音乐。”《纽约时报》邀她挑选十个自己 “文化影响”（Cultural Influences），她给出的单子妙趣横生：王家卫、麦昆、窦唯、里盖蒂、蒙古长调，以及敦煌石窟和八大山人。
2年前，她曾作为某个艺术展的参展艺术家接受过 Vice 中国的采访，当时她带来的作品又是沪剧，又是行为艺术，总之 “前卫得不得了”。这篇文章叫“当代艺术跨界了那么多年，到底跨过去了没？”
到底跨没跨过去，杜韵自己并不关心，她早去玩儿下一个项目了。兴趣广博、无拘无束、没有门户之见，这是一个能够顺畅融入当代大艺术语境的作曲家 —— 而眼下，她正在和我交流北京哪些夜店好玩。
高雅的歌剧，下沉的人口贩卖
2019年10月底，杜韵的普利策奖作品，歌剧《天使之骨》应北京国际音乐节（BMF）的推荐和邀请在保利剧院演出。这是它的国内首演。
歌剧，当今最不环保的一门艺术，叠床架屋，浓油赤酱，非常不当代 —— 连奥利奥都出轻薄款了，谁架得住没完没了的咏叹调？在高铁时速350公里的2019年，你很难说服普通人去花俩小时看一个三句话就能讲完的故事。听不懂，还不能快进。
没想到杜韵也说：“我小时候特别讨厌歌剧，冗长得很，烦得很，怎么还在唱，感觉唱着唱着都睡着了。” 原来音乐大触也这样，真是意外之喜。
看歌剧是力气活儿，写歌剧同样费劲。就像你绝不忍心因为《双子杀手》给李安差评，人们对新歌剧的失败格外宽容：“都不容易。” 我看过巧思迭出的杰作，也见过用力过猛的惨案，根据本人微不足道的观赏经验，它太考验作曲家的聪明 —— 会使巧劲儿，点到即止，既是旋律天才，也是共情能手。这就是我喜欢《天使之骨》的原因，它足够精致也足够简洁，每一个层次恰如其分又很出效果，像做工一流的榴莲千层；此外，它充分发挥了杜韵身上的无边界感：从圣咏到朋克，所有时代、风格与质地的音乐语言融为一体 —— 于是，人们赞叹它 “十分先锋”。
我并不认为杜韵会用 “先锋” 形容自己，这是她作为一个自由流动于各个领域的创作者最自然的表达。如果站在普契尼与《江姐》的年代，它确实是先锋的；但在已经诞生 AlphaGo 和人脸识别、《黑镜》出到第五季的今天，人们不会对此感到陌生或不适，相反，它的艺术呈现犹如你的歌单能同时容纳勃拉姆斯与《野狼 Disco》一样自然。这是我喜欢它的第二个原因：是真正当代人的思维、个性与品味，以及不逊色于新一集美剧的新鲜感，而不会去预设怀揣 iphone11 的观众走进音乐厅头脑就自动切换回19世纪。
“就是要让没有学音乐的人看的嘛，何必老让学音乐的人看呢？歌剧本来就不是咱们这个文化系统里的，我们不是跟它一起长大的。” 就像昆汀的电影，杜韵所想象的观众是 “所有人”：“有一个摄影师说他之前拍音乐什么的都对歌剧生无可恋了，结果那天晚上看完《天使之骨》以后，他特别想再看一遍，我说可以可以！然后第二天他又看一次，我太感动了！”
抛开音乐不说，《天使之骨》的剧情也很有看头：一对天使落在正闹中年危机的白人夫妻后院，后者剪掉天使的翅膀，囚禁起来供人玩乐并从中渔利。
这部作品的灵感源自杜韵看到的一本关于人口贩卖问题的文集。“在皇后区就有许多贩卖人口的现象，” 杜韵在过去的采访里提到，“世界上有2100万人口贩卖问题的受害者，希望有更多人因为《天使之骨》关注他们。” —— 还挺正能量的！
许多关于《天使之骨》的报道以 “人口贩卖” 为看点，包括演出前的宣传。在我心里，歌剧绝对是与社会现实版面最远的东西。有一回，我在一个打工城中村和朋友聊起昨晚看的唐尼采蒂，刚开口就闭嘴了。眼前的反差会令你不安地感觉，轻巧的风雅是一种不道德。
“你想以此博得社会对这个议题的关注，但它真的能对社会产生什么实际影响吗？你写了这个题材，然后你拿了奖，那么你的创作究竟是为谁去代言呢？” 这是一个朋友的问题，我一口气问了出来。
杜韵听完特开心，连夸这是个好问题：“我们搞艺术的人，自己写啊写啊，可写给谁看？只有圈子里那些人？我到底在干什么呢？
但是你要知道，你用艺术去呈现它，那种感觉跟你看数字、看报表是绝对不一样的。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多一点，打动人的作品多一点，并且看的人不都是学音乐的，那么这个事情就会不断地被放大。否则你通过什么去了解呢？新闻联播吗？”
“直观感受人口贩卖的惊怖”，暗黑 cult 风的《天使之骨》确实做到了。看到一些 “丧心病狂” 的情节时，我在台下暗暗出手汗。身旁的同事素鸡一边鼓掌一边转头对我说：好变态，但我好喜欢。
“所以我很紧张！我老觉得要被砍。我还把几处歌词翻译改掉了，有一个地方改成了 ‘吞噬’，直译是 ‘吸吮’，” 杜韵活灵活现的幽默又爆发了，“又是 ‘吮’ 又是 ‘吸’ 的，哎呀你听听！象声词都出来了，啧啧啧。”
我们相视大笑。
进击的女性作曲家
常居纽约的杜韵，在她40岁这一年被《纽约客》撰文报道：“杜韵获得普利策奖对古典音乐中的女性意味着什么”（What Du Yun’s Pulitzer Win Means for Women in Classical Music）。作为美国最重量级的作曲奖项之一，普利策奖在此之前七十多年的历史里，只有14位女性入围最终评选，7位赢得大奖。2017年度有些例外：与杜韵同时入围终选的三位作曲家全部是女性。考虑到这一职业领域的性别比例，也许女性作曲家的 “进击时刻” 真的到来了。
“比过去好，但还不够好。” 提到如今女性作曲家的职业状况，杜韵这样评价：“这个 ‘好’ 还是有一点表面，很多时候我们更多地是停留在一个数据，比如女性创作者达到多少多少人之类。那么后续的事情呢？还要更深层次的好。”
相对于古典音乐的历史，“女性的进击” 来得相当晚。作曲被视为一件具有神性的、象征非凡创造力的事情，而女性则因其 “无法用逻辑和理性来控制情感” 被排斥于外。甚至直到今年，国内还有 “交响乐队需要 ‘男子气’” 这样的论调堂而皇之地发诸报端
音乐是绅士的女儿必备的修养，但绝不能当作职业。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简·奥斯丁的小说里频繁看到某位小姐在太太的客厅里一展琴技 —— 弹钢琴于当时有地位的女性堪比海淀小学生考剑桥 k5 —— 但同时代的女性音乐家却屈指可数。即使现在你翻开任一本西方音乐史，提到女性的次数你大概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 大音乐家的情人与缪斯不算在内。“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 不用假如，莫扎特还真有个姐姐，天才音乐家南妮儿。她后来怎么了？你可以自己去查查。
如今的情况似乎今非昔比。每一所音乐学院都是女多男少；每一个作曲系都在源源不断地招进相当数量的女生；每一场现代音乐会几乎都有一定比例的女性作品。一位朋友半开玩笑地跟我说，当他打算参加作曲比赛时，发现许多比赛只限女性参加，“作为男性，我认为自己实打实地受到了歧视。” 我们同时哈哈大笑。
杜韵的反应则很严肃，她显然对这位男性同行的抱怨不以为然，“首先，他们绝对不算弱势群体，这更不是矫枉过正，不用理会那样的看法。但是，我们在发声的同时，也不能把自己归为受害者群体，这会引起对方过激的反应：‘我又没迫害你！’ 咱们不能以受害人的口气讲这些，这个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有自信，你一定不要觉得别人看不起你。”
我点点头：“就是别把自己放一弱者的位置上。”
“对，你别给人一种 ‘我要帮助！’ 的感觉，别人凭什么要扶持你？但是同时，我们一定要扶持自己，互相扶持。”
这就牵扯到另一个无法回避的常见问题：“作为女性，你的创作……” 我甚至怀疑，这个句式是不是已经跟 “事业和家庭如何兼顾” 一样令人生厌了。一如当今年轻艺术家早不屑用 “乡土怀旧” 来 “向西方撒娇”，新一代女性创作者也同样不愿用性别 “固化” 自己，“我更愿意被视作是中性的、强硬的、‘去女化’ 的” —— 这是我们常听到的话。
当我把这个困惑抛给杜韵，她显得很从容：“我小时候会有这个想法，现在我就觉得无所谓。” 事实上，她很喜欢强调 “女性” 的身份，“因为这很重要。”
“我觉得你是要有点社会责任感的，不是说我一定要为某个现象去服务，而是说你必须清楚你现在得到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既然站在这个平台上，你就不能浪费，你一定要说话。至于说会不会显得 ‘女性化’ 之类，你爱怎么滴怎么滴，但我要说的是，我们就是要让更多女孩子发声。”
说到这里，她的情绪明显开始朋克化：
“我最讨厌别人强调 ‘我就是我自己’，你以为你很牛逼吗？一个作品的出来，一个社会现象的改变，一种思维的转换，不是你一个人牛逼，而是背后有许许多多有同样想法的人在为此推动。当你上去了以后，你对得起后面推你的人吗？当然，如果她们够硬，那也很好。”
作为一位艺术家（虽然她不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她保有强大又柔软的共情力，对社会、女性与普通人的关切，以及一股热心而讨人喜欢的 sisterhood 精神。在人人追逐精致的自我世代，这一略显中二的品质显得弥足珍贵。
吃完饭，她兴致勃勃地从头到脚夸了我的衣着，我们在友好的气氛里告别。那么，期待下次在舞池见到你，杜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