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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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韵,你好!
杜韵这个人很妙。
见到她之前我有些紧张,毕竟是头一回采访普利策得主。我还准备了好些 “终极问题”,艺术家嘛,得端着问。但没想到,杜韵一出现就立刻亲切地与我攀谈起来,并为上次未能采访成而连连道歉:“真不好意思,那就请你吃饭吧!” 等腌笃鲜一端上来,我那些装模作样的提问全化在了咸汤里。
我问:作为一位亚裔女性作曲家,观众会对你的作品有 “身份期待” 吗?
她答:期待?那是观众的事儿,哈哈哈哈哈哈。
我问:所以你的理想是什么?
她答:好好做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得!
你现在看到的关于杜韵的消息,九成是这样的:“2017年,杜韵的歌剧《天使之骨》(Angel’s Bone) 获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 继周龙之后,她是第二位获得此奖的华裔作曲家,一时声名鹊起。2018年6月,杜韵被美国卡内基基金会选入年度38位美国杰出移民,并被美国国家电台评选为 “100位世界最具影响的40岁以下青年作曲家”;同年荣获古根海姆大奖,并以专辑《Air Glow》获得2019年第61届格莱美音乐奖最佳古典乐作曲家提名。“获得西方主流认可” 也许是个特不正确的说法,但在严肃音乐领域 —— 一个茨维格式的世界里,这确实意味着其艺术事业的成功。
如同多数当代作曲家,杜韵的履历是十足十的科班出身(正统且 “豪华” 那种):先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钢琴,后改学作曲,师从杨立青;20岁时去了美国欧柏林音乐学院,又在哈佛拿了硕士和博士,现在美国三大音乐学院之一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Peabody 学院任教。
奇妙的是,杜韵与我从小接触的古典音乐学院派人士实在大相径庭。她更像你在喜剧电影里会见到的那种浑身是戏的 “怪” 角色:圆圆脸、丸子头、身材娇小、表情丰富、笑声洪亮、思维跳跃,语速极快。那种天然的天真与俏皮令我想起电影《瓦尔达》里面的瓦尔达。
我在 Youtube 上听了她的一些学院派器乐作品后,立刻被她的乐队弹唱吸引了:戏剧性的声线,一触即发的张力,自由、流动、激情,是天生的即兴创作家。对,她还有个融合风格的乐队,叫 OK MISS。
此外,她还是一位表演艺术家、策展人,作品形式包括 “音乐厅、艺术展览、试验戏剧、现代舞蹈、公共装置和流行音乐。”《纽约时报》邀她挑选十个自己 “文化影响”(Cultural Influences),她给出的单子妙趣横生:王家卫、麦昆、窦唯、里盖蒂、蒙古长调,以及敦煌石窟和八大山人。
2年前,她曾作为某个艺术展的参展艺术家接受过 Vice 中国的采访,当时她带来的作品又是沪剧,又是行为艺术,总之 “前卫得不得了”。这篇文章叫“当代艺术跨界了那么多年,到底跨过去了没?”
到底跨没跨过去,杜韵自己并不关心,她早去玩儿下一个项目了。兴趣广博、无拘无束、没有门户之见,这是一个能够顺畅融入当代大艺术语境的作曲家 —— 而眼下,她正在和我交流北京哪些夜店好玩。
高雅的歌剧,下沉的人口贩卖
2019年10月底,杜韵的普利策奖作品,歌剧《天使之骨》应北京国际音乐节(BMF)的推荐和邀请在保利剧院演出。这是它的国内首演。
歌剧,当今最不环保的一门艺术,叠床架屋,浓油赤酱,非常不当代 —— 连奥利奥都出轻薄款了,谁架得住没完没了的咏叹调?在高铁时速350公里的2019年,你很难说服普通人去花俩小时看一个三句话就能讲完的故事。听不懂,还不能快进。
没想到杜韵也说:“我小时候特别讨厌歌剧,冗长得很,烦得很,怎么还在唱,感觉唱着唱着都睡着了。” 原来音乐大触也这样,真是意外之喜。
看歌剧是力气活儿,写歌剧同样费劲。就像你绝不忍心因为《双子杀手》给李安差评,人们对新歌剧的失败格外宽容:“都不容易。” 我看过巧思迭出的杰作,也见过用力过猛的惨案,根据本人微不足道的观赏经验,它太考验作曲家的聪明 —— 会使巧劲儿,点到即止,既是旋律天才,也是共情能手。这就是我喜欢《天使之骨》的原因,它足够精致也足够简洁,每一个层次恰如其分又很出效果,像做工一流的榴莲千层;此外,它充分发挥了杜韵身上的无边界感:从圣咏到朋克,所有时代、风格与质地的音乐语言融为一体 —— 于是,人们赞叹它 “十分先锋”。
我并不认为杜韵会用 “先锋” 形容自己,这是她作为一个自由流动于各个领域的创作者最自然的表达。如果站在普契尼与《江姐》的年代,它确实是先锋的;但在已经诞生 AlphaGo 和人脸识别、《黑镜》出到第五季的今天,人们不会对此感到陌生或不适,相反,它的艺术呈现犹如你的歌单能同时容纳勃拉姆斯与《野狼 Disco》一样自然。这是我喜欢它的第二个原因:是真正当代人的思维、个性与品味,以及不逊色于新一集美剧的新鲜感,而不会去预设怀揣 iphone11 的观众走进音乐厅头脑就自动切换回19世纪。
“就是要让没有学音乐的人看的嘛,何必老让学音乐的人看呢?歌剧本来就不是咱们这个文化系统里的,我们不是跟它一起长大的。” 就像昆汀的电影,杜韵所想象的观众是 “所有人”:“有一个摄影师说他之前拍音乐什么的都对歌剧生无可恋了,结果那天晚上看完《天使之骨》以后,他特别想再看一遍,我说可以可以!然后第二天他又看一次,我太感动了!”
抛开音乐不说,《天使之骨》的剧情也很有看头:一对天使落在正闹中年危机的白人夫妻后院,后者剪掉天使的翅膀,囚禁起来供人玩乐并从中渔利。

这部作品的灵感源自杜韵看到的一本关于人口贩卖问题的文集。“在皇后区就有许多贩卖人口的现象,” 杜韵在过去的采访里提到,“世界上有2100万人口贩卖问题的受害者,希望有更多人因为《天使之骨》关注他们。” —— 还挺正能量的!
许多关于《天使之骨》的报道以 “人口贩卖” 为看点,包括演出前的宣传。在我心里,歌剧绝对是与社会现实版面最远的东西。有一回,我在一个打工城中村和朋友聊起昨晚看的唐尼采蒂,刚开口就闭嘴了。眼前的反差会令你不安地感觉,轻巧的风雅是一种不道德。
“你想以此博得社会对这个议题的关注,但它真的能对社会产生什么实际影响吗?你写了这个题材,然后你拿了奖,那么你的创作究竟是为谁去代言呢?” 这是一个朋友的问题,我一口气问了出来。
杜韵听完特开心,连夸这是个好问题:“我们搞艺术的人,自己写啊写啊,可写给谁看?只有圈子里那些人?我到底在干什么呢?
但是你要知道,你用艺术去呈现它,那种感觉跟你看数字、看报表是绝对不一样的。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多一点,打动人的作品多一点,并且看的人不都是学音乐的,那么这个事情就会不断地被放大。否则你通过什么去了解呢?新闻联播吗?”
“直观感受人口贩卖的惊怖”,暗黑 cult 风的《天使之骨》确实做到了。看到一些 “丧心病狂” 的情节时,我在台下暗暗出手汗。身旁的同事素鸡一边鼓掌一边转头对我说:好变态,但我好喜欢。
“所以我很紧张!我老觉得要被砍。我还把几处歌词翻译改掉了,有一个地方改成了 ‘吞噬’,直译是 ‘吸吮’,” 杜韵活灵活现的幽默又爆发了,“又是 ‘吮’ 又是 ‘吸’ 的,哎呀你听听!象声词都出来了,啧啧啧。”
我们相视大笑。
进击的女性作曲家
常居纽约的杜韵,在她40岁这一年被《纽约客》撰文报道:“杜韵获得普利策奖对古典音乐中的女性意味着什么”(What Du Yun’s Pulitzer Win Means for Women in Classical Music)。作为美国最重量级的作曲奖项之一,普利策奖在此之前七十多年的历史里,只有14位女性入围最终评选,7位赢得大奖。2017年度有些例外:与杜韵同时入围终选的三位作曲家全部是女性。考虑到这一职业领域的性别比例,也许女性作曲家的 “进击时刻” 真的到来了。
“比过去好,但还不够好。” 提到如今女性作曲家的职业状况,杜韵这样评价:“这个 ‘好’ 还是有一点表面,很多时候我们更多地是停留在一个数据,比如女性创作者达到多少多少人之类。那么后续的事情呢?还要更深层次的好。”
相对于古典音乐的历史,“女性的进击” 来得相当晚。作曲被视为一件具有神性的、象征非凡创造力的事情,而女性则因其 “无法用逻辑和理性来控制情感” 被排斥于外。甚至直到今年,国内还有 “交响乐队需要 ‘男子气’” 这样的论调堂而皇之地发诸报端

音乐是绅士的女儿必备的修养,但绝不能当作职业。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简·奥斯丁的小说里频繁看到某位小姐在太太的客厅里一展琴技 —— 弹钢琴于当时有地位的女性堪比海淀小学生考剑桥 k5 —— 但同时代的女性音乐家却屈指可数。即使现在你翻开任一本西方音乐史,提到女性的次数你大概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 大音乐家的情人与缪斯不算在内。“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 不用假如,莫扎特还真有个姐姐,天才音乐家南妮儿。她后来怎么了?你可以自己去查查。
如今的情况似乎今非昔比。每一所音乐学院都是女多男少;每一个作曲系都在源源不断地招进相当数量的女生;每一场现代音乐会几乎都有一定比例的女性作品。一位朋友半开玩笑地跟我说,当他打算参加作曲比赛时,发现许多比赛只限女性参加,“作为男性,我认为自己实打实地受到了歧视。” 我们同时哈哈大笑。
杜韵的反应则很严肃,她显然对这位男性同行的抱怨不以为然,“首先,他们绝对不算弱势群体,这更不是矫枉过正,不用理会那样的看法。但是,我们在发声的同时,也不能把自己归为受害者群体,这会引起对方过激的反应:‘我又没迫害你!’ 咱们不能以受害人的口气讲这些,这个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有自信,你一定不要觉得别人看不起你。”
我点点头:“就是别把自己放一弱者的位置上。”
“对,你别给人一种 ‘我要帮助!’ 的感觉,别人凭什么要扶持你?但是同时,我们一定要扶持自己,互相扶持。”
这就牵扯到另一个无法回避的常见问题:“作为女性,你的创作……” 我甚至怀疑,这个句式是不是已经跟 “事业和家庭如何兼顾” 一样令人生厌了。一如当今年轻艺术家早不屑用 “乡土怀旧” 来 “向西方撒娇”,新一代女性创作者也同样不愿用性别 “固化” 自己,“我更愿意被视作是中性的、强硬的、‘去女化’ 的” —— 这是我们常听到的话。
当我把这个困惑抛给杜韵,她显得很从容:“我小时候会有这个想法,现在我就觉得无所谓。” 事实上,她很喜欢强调 “女性” 的身份,“因为这很重要。”
“我觉得你是要有点社会责任感的,不是说我一定要为某个现象去服务,而是说你必须清楚你现在得到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既然站在这个平台上,你就不能浪费,你一定要说话。至于说会不会显得 ‘女性化’ 之类,你爱怎么滴怎么滴,但我要说的是,我们就是要让更多女孩子发声。”
说到这里,她的情绪明显开始朋克化:
“我最讨厌别人强调 ‘我就是我自己’,你以为你很牛逼吗?一个作品的出来,一个社会现象的改变,一种思维的转换,不是你一个人牛逼,而是背后有许许多多有同样想法的人在为此推动。当你上去了以后,你对得起后面推你的人吗?当然,如果她们够硬,那也很好。”
作为一位艺术家(虽然她不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她保有强大又柔软的共情力,对社会、女性与普通人的关切,以及一股热心而讨人喜欢的 sisterhood 精神。在人人追逐精致的自我世代,这一略显中二的品质显得弥足珍贵。


吃完饭,她兴致勃勃地从头到脚夸了我的衣着,我们在友好的气氛里告别。那么,期待下次在舞池见到你,杜韵!